前段时间接了一个某局副局长玩忽职守的案件，检察院似乎是一定要把他拿下了，除了玩忽职守的“犯罪事实”，还收集了他十年间逢年过节收受一万余元购物卡的“受贿”事实，侦查阶段、审查起诉阶段当事人都非常老实，全部认罪了，可是到了法院阶段，想想不对，工作虽有失职，但不全是自己一个人的错，为何要让自己一个人承担一个罪名呢？于是请了我为他辩护，目的只有一个，给自己一个交待，将来不会有遗憾。

介入后，我审查了全部案卷材料，发现指控玩忽职守的证据不足，前提条件工作职责方面无法认定，金额方面也计算有误，没有达到玩忽职守罪30万元损失的标准，于是在法庭上对玩忽职守罪作了证据不足无罪辩护，对受贿罪作了罪轻不作刑事处罚辩护。从庭审效果上来讲应该是很好的，按照现有证据法院肯定是无法认定有罪的。而且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情况，老实巴交，副局长当了十年了，还开个摩托车上下班，开庭的时候她老婆也来了，完全是一副农村妇女的打扮，在进法院大门安检时竟然还给保安下跪要求对她老公从轻处理，可想而知，这位副局长和副局长夫人，和我们想像中的官老爷和官太太有多少距离。所以，从社会效果上来讲，对于这样的当事人，免予刑事处罚，我认为是合情合理也合法的，我在法庭上也是这样要求的。

但可惜的是，面对法院释放的无法认定有罪的意见，检察院又开动司法机器进行了补充调查，虽然程序上没有走退回补充侦查，但还是二次提交了很多证据材料，法院也接受了并通知第二次开庭。结合自己多年的律师办案经验，我的感受是，凡是检察院自侦案件，相比于公安侦查的案件，法院要判个无罪的难度会更大。对于新提交的证据，既存在形式不合法的问题，如打印一个情况说明让证人签字，证据性质上是证人证言，但是形式上又不符合要求；还有调取书证没有二名以上侦查人员签字，也没有书证提供单位人员签字，而这些都是在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中有明确要求的，十年前我初入反贪局时师傅也是这么教的。这次补充证据，在职责、金额方面都进行了强化，意在弥补第一次开庭时证据上的漏洞。当然，第二次开庭时，我还是会进行有针对性的质证并仍旧作无罪辩护。

出路在哪里？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，个人虽然显得非常渺小，但是不用怕，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，运用好手中的法律武器，就不怕没有出路。我的经验是，办理一个刑事案件，尤其是自侦案件，要从三个层次来进行基础性分析：事实、证据、最可能的结果。首先必须对事实要有一定清楚的认识，到底行为有没有很严重的社会危害性、是否应当用刑罚来进行制裁，这是前提。作为律师，如果我内心确认我的当事人是有罪的，即使当事人要求我作无罪辩护，我也会拒绝，因为我有底线；但如果犯罪事实不存在，即使当事人违心认罪了，我也会尽力引导他实事求是；或者对于行为有过错但是我认为指控的罪名过重的当事人，我会将案件情况分析清楚并尊重他们本人的意见。律师职业之所以崇高，不是因为钱赚得多，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维护了公平正义；律师可以通过自己负责任的工作为当事人谋取最大化的合法权益，但是用自己的辩护技巧让一个有罪的人逃脱法律的制裁，却不是我的追求。第二，事实分析清楚，就基本上对案件有了一个主要的思路，接下来就是审查证据材料。分为两种情况，如果认为有罪的，可以指出证据上存在的问题把案件搞“复杂”，目的不是为了无罪，而是进行一个诉辩交易；如果认为无罪的或者无需刑罚处罚的，就要利用证据上的漏洞作证据不足无罪辩护。办案就是这种情况，我认为当事人工作是有不足之处，但是这是一个系统性存在的问题，也不是他能解决的，上级领导和部门的责任更大，出了事就让他来承担刑事责任，我认为过重了。第三，寻求一个可能的结果。就本案而言，已经送到法院审判了，如果两个罪名都无罪，可能不是一个“和谐”的结果，所以我认为认定受贿罪并免予刑事处罚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。但是检察院还是在做最后的努力要把玩忽职守也定上去，原因大家都懂的。

在分析案件“大局”后，剩下的活就是技术上的了。面对第二次开庭，当事人和律师也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应对：一、可以通过找人做笔录、申请证人出庭等来印证当事人不存在这方面的工作职责；二、非法证据排除，对于形式不合法的证据要求法院排除，不作为定案的证据；三、找出目前新的证据存在的致命漏洞（暂时保密）。当然，当事人自己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，如果自己退居二线让律师冲在前面，出了问题把责任都推向律师，那么哪个律师会全力以赴呢？所以，当事人如果真想抗争，首先自己要拿出勇气来，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只要你的魄力让别人感受到，即使公权力，也会有所顾忌。